我祖父生三子，分为福、禄、寿三房，在宁波 的“南昌”和 在涵江的“鼎和”桂元行，仍由三房合营……曾祖父大哥时，涵江“鼎和桂元行”由我祖父担任运营，宁波“南昌桂元行”先由渌房从伯父九一孙担任，后由寿房五 从伯父咏安担任运营。1912年，我祖父逝世后，涵江“鼎和桂元行”由我父亲（别号智群） 担任运营。五从伯父逝世后，宁波“南昌桂元行”由寿房从叔父照麟（别名明如）担任运营……1946年，我父亲患病时，请从叔父照麟回涵协助运营，第二年我 父亲逝世，即由从叔父照麟担任运营，宁波“南昌桂元行”则由从兄祖祁担任。
如上所述，“黄”企业因为诺言卓著，在收购桂元时能够赊欠，不消现 金，俗称“白手夺枪”。这不只能够节流大量的流动资金，扩大运营规模，并且因为还款周期长，还能够操纵售货款处置其他贸易运营，从中赚取额外的利钱和利 润。此外，在运输及发卖等环节，“黄”企业也有较着的市场劣势。如云：
在运营桂元行的同时，“黄”集团也已经涉足其他贸易范畴，如开办汽船公司，开设钱庄、银行、侨 汇局等，但大多无功而退，不得善终。由此可见，这种以运营土特产商业起身的家族企业，曾经难以顺应更为复杂多变的市场了。不外，因为其时涵江的贸易活 动仍是以土特产商业为主，此类家族企业仍有较大的空间。直至后期，“黄”集团仍然雄踞涵江桂元商之首，而其他“商”也无一不是家族企业。 这就表白，“黄”集团的创业史，反映了涵江商人的一般成长趋向与社会特征。
——以莆田县涵江镇为例
贸易最重本钱。莆商号称巨擘者，豆饼商居第一位，桂圆商居第二位，布商居第三位， 京果商居第四位，轮栈商居第五位。其本钱每家不外万余元，至二万元而止。有商五六家，其本钱殆将七八万，不足则贷款于钱庄。沪货由轮栈而来，代办商为 之报关垫载期以半月还款，而取其利润、佣金焉。货至涵江，各商号又分派于城市、黄石、笏石、江口、西天尾诸镇，而取其物质、亏本焉。取佣金则价之涨落归之 买者，取亏本则价之涨落归之卖者……小贩定货，预缴押金，约期取货，是曰“浮水”。大商则投契于面粉、洋糖买卖所，是曰“抛盘”。其性质与赌无异，而其害 或过之。涵商持小数定金，凭电信往来，决其胜负。民十九、二十年，涵商失败于买卖所者六七十万，其成果影响于本钱，财力愈竭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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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文摘自郑振满：《乡族与国度——多元视野中的闽台保守社会》，糊口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，2009年。作者授权东方汗青评论转载。
除了上述次要担任人之外，鼎和号的其他运营办理人员，一般也是由 本家族担任。例如：“账房，先后有黄玉森（即四一）、黄玉辉和黄玉奎等；外账房，苏植龄；购销员，先后有黄起佛和黄玉良等；后栈，有黄祖措、梅花和黄 凤祺等；还有查验员黄祖福、黄祖望和黄祖恒等。”在这些运营办理人员中，除外账房为外姓人之外，其余皆为鼎和派下的家族。这申明，“黄”家族企业 的构成，与其时的贸易运营体例亲近相关。
清中叶当前，“兴安会馆”的权势巨子获得了强化，逐步演变为社区核心。嘉庆十二年（1807），涵江十家“行商”以天后宫为 由，呈请兴化知府，出示严禁附近居民开设“灰窑”。其呈词：“切涵江地临海澳，为商贩货运之区。古就霞徐铺建立神宫一所……偏设斋房、会馆，延僧 香火，附近商民无不仰叨默庇，水陆咸赖。间逢宪驾到涵襄办公务，皆在庙内停驻，而大宪驾临，亦常诣庙进香。是以历蒙各前宪示禁，毋许，以昭诚 敬。”这一期间的“兴安会馆”，可能已成为涵江商人的配合组织。道光至同治年间，“兴安会馆”普遍参与莆田各地的水利扶植、赈灾勾当及团练乡兵、建筑 等公共事务，其权势巨子获得了进一步的强化。同治九年（1870）, 黄邦杰倡议“兴安会馆”，并借机构成了“董事会”，其费用则“取于货之厘”。其时共有40家商号照货派捐，每家各“抽钱”1000文至570千文不 等。这种照货派捐的集资体例，明显分歧于志愿题捐，其性质雷同于厘金，必需以公共的行使为前提。换句话说，这一期间的涵江商人，曾经不是志愿组合的同 业组织，而是具有强制性的社区组织。光绪二年（1876）的《兴安会馆碑记》：“甫人之商贾于吴越者率以海舶，其出纳登降皆集于涵，故其主客皆会 于涵，此涵江会馆之所由设也。”在这里，“兴安会馆”仿佛是莆田商界的总代表。
商会系属民间集体的组织，是归省、县党部和 社会处、科的管辖……为领会决这场会长“宝座”的抢夺战，省党部派林成奇来涵担任拾掇，对涵江商会实行改组。既然是由省、县党部担任主办的事 情，会长（即理事长）的人选，当然是不愿让给三青的人；陈光第也因否决的人较多，所以就选择了和县党部关系较为亲近的陈杰报酬拾掇委员会担任人……对 各同业公会也进行了拾掇，从头登记会员，确定了选举的“权数”。颠末了好几个月的拾掇，陈杰人又获得县长林楚飞的支撑，故被选为涵江商会理事长，以其从侄 陈文堂为秘书。
抗战期间，涵江的贸易一度正常成长，涵江商会也被视为利薮，成为各类党派比赛的核心。1940年的涵江商会改组事务，就是这种党派斗争的集中表现。试见如下记述：
一 九四零年，因黄涵生与陈光第的矛盾，导致了涵江商会的改组。黄涵生依托三青团的力量，并具有桂元、百货、纱布和酱油四个同业公会的力量，欲保会长之 职。陈光第则凭仗本人任涵江区党部的，也具有豆饼等同业公会等的力量，欲登会长之座。从概况上看，虽然是黄与陈之间的斗争，现实上也是我县 三青团与县党部两派之争的一种表示……也能够说是城、涵豪绅和巨商之间的一次从头的组合。
[纪云]长涵江商会七年，为人无城府，遇事多直谈，目不暇接，措理自若。虽函柬旁舞，而笔下数千言立就，洵酬世才也…… 吾莆俗多械斗，得以言排遣，祸立见消。乡都祈雨遭陷，为列状上剖，诬乃得释。民智之未开也，建崇实学校为合郡倡；旱年之告歉也，运镇江船米拯莆民饥。他如 镇前陡门、三江石、兴安会馆，以及萩芦、延寿、达台、柯董诸桥梁，皆赖先生得集厥事。
涵江商人组织的演变
20世纪30年代初期全面奉行的处所党政扶植，涵江商人逐步退出处所政坛，涵江商会的权柄遭到 了严峻减弱。1934年，因为涵江商团发生掳掠事务，商会会长黄季明被。此案的首犯为商团林铁，与黄季明未必有间接，而军政却处之以极 刑，其动机颇令人猜忌。听说，此案发生后，“县长宋仁楚接到号令，先将林铁部缴械，林被逃脱，只将黄季明解泉枪决。至于黄季明的死因，有的说是与上述几起 劫案相关，有的说是因为戎行配款不遂惹起的”。商团被缴械与黄季明之死，对涵江商会无疑是繁重的冲击，这现实上也就是宣布了其的终结。黄季 明后，涵江商人曾为他辩白，请求，但未能获准。究其底子缘由，大概只能从其时南京力图强化国度的政洽去理解。
郑振满，福建升天人，厦门大学汗青学系传授，厦门大学民间汗青文献研究核心主任，研究标的目的为汗青人类学、民间汗青文献学、社会文化史和明清社会经济史。
如上所述， 其时涵江少数实力雄厚的“商”，次要处置豆饼、桂元、纱布、京果等南北土特产物的海运商业。他们依托于本地的城乡市场，与沿海各大商埠成立了普遍的商 业联系，以至参与上海买卖所的期货投契，因此需要大量的贸易本钱，其成败足以影响全 局。那么，这些“商”又是何许人呢？其运营体例及社会形成有何特点？兹以清末民初称霸涵江的“黄”商人集团为例，对此略作切磋。
晚清至初期，中国保守社会进人了史无前例的大变局。商人代替士绅而成为处所社会的带领阶级，是清末民初社会变化的次要趋向之一。本文拟以福建中部沿海的莆田县涵江镇为例，调查这一期间乡镇商人的社会形成、商人组织的演变过程及其与处所政局的互动关系。
我家因经济实力 雄厚，名声亦大，所以向华亭和升天溪顶一带二盘商”购进“干元”时，都是不消现金的。有人说，鼎和号采办一溪船“干元”，只用一个铜片作“定钱”就行， 这句话并不是过度的。其时采办“干元”，本地的“牙人”是起了很大的感化……我家要采办“干元”时，只由采购员带着挂筛下乡，在本地“牙人”共同下，颠末 过筛，看明规格和质量后，确定命量价钱（因招牌老，每百元价钱还廉价二元摆布）后，登记一下，即交“牙人”集中雇溪船运至涵江……还款的日期，一般是在第 二年“头牙”时，奉告“牙人”前来领款，在其时已算是诺言很好了。
归纳综合而言，晚清至期间的涵江商人，次要是来自周边农村的 当地商人，他们大多以运营土特产商业起身，其运营之道具有较着的家族化倾向。因而，涵江商人与乡土社会有着密不成分的内在联系， 特别热衷于加入各类处所事务，表示了稠密的乐趣。另一方面， 涵江作为一个口岸市镇，具有长久的贸易保守，商人组织历来是社区糊口的主导力量，这也为涵江商人的追求供给了现实根本和有益前提。
从清末至1924年，涵江商会的历任会长都出自“黄”商人集团，这一期间也是涵江商会最有的期间。此后，因为涵江商 人的内部门化及各类外部的渗入和，涵江商会旁落，逐步趋于解体。1924年夏，“黄”在处所之争中失利，让出了商会会长的宝 座，由运营“船头行”的陈澍霖继任。事隔不久，“黄”以抗捐相，涵江商会实行改选。此次改选先按各商帮认捐的数额选出“会董”，再由“会 董”选举正、副会长。其成果，共选出32名“会董”，此中“三黄、研究两系共得十名，五霸亦得十名，其余为豆饼、超然两系”。所谓“三黄、研究两系”，皆 属“黄”商人集团，而“五霸”是指其时一些运营京果业、侨批业、汽船业、桂元业及业的“新派”商人。因为二者势均力敌，最终告竣，由“黄家 门”担任正会长，而“五霸”系统的陈澍霖则屈居副会长，因此临时息事宁人。1929年间，涵江接踵成立了24个同业公会，而“各同业公会亦有自定收费 的轨制”，遂使涵江商会的事权渐趋分化。
晚清至的乡镇商人与处所政局
“黄 ”是指聚居于涵江霞徐街的黄氏商人集团，次要由瑞裕、鼎和、大同、泉裕四大师族企业形成。这四大企业的开办人，都是来自涵江附近西天尾乡渭庄村的黄姓 族人，并且四人皆为渭庄黄氏六世祖“楚能公”的孙辈，此中瑞裕与鼎和的开办报酬亲兄弟，大同与泉裕的开办报酬亲兄弟。
来历丨东方汗青评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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毋庸讳言，“黄”企业的市场劣势，不只取决于其贸易诺言，更主要的则是其规模效益。“黄” 家族企业的构成与成长，现实上也是为了确保其规模效益。这是由于，其时各桂元行为了贸易奥秘，一般都不聘用外人。因而，只要采纳家族企业的运营体例， 才 有可能成立跨地域的贸易收集，维持较大的运营规模。据黄祖焕先生回忆，鼎和号的人事安如下：
各家桂元行加工焙制的“兴化桂元”，都要争着赶上“头水”。我家 因加工焙制“兴化桂元”数量多，在各船务行心目中，当然是个大户，因而在吨位上是获得照应的，也能够说是满足我家要求的。因“兴化桂元”能赶上“头水”运 出，益处良多：一是旧货不多，新货上市，销必快，价钱亦高；二是因销快，水份能够多一成摆布，也不会形成霉烂；三是资金周转快……
涵 江晚期的商人组织，次要是以祀神为名构成的各类同业组织。听说，涵江商人于乾隆四年（1739）始创“兴安会馆”，并为此新建了一座天后宫，俗称“新 宫”。不外，其时的“兴安会馆”似乎只是若干神明会的松散联盟，而并非所有涵江商人的同一组织。按照乾隆十五 年（1750）的《涵江天后宫东瓯会碑记》与乾隆十八年（1753）的《兴安会馆香灯会碑记》，其时分歧业业的商人各有相对的祀神组织。例如，“东瓯 会”由40家“帆海谋生”的商人构成，共置有“祭业店房三所”，每年由八家商号担任办祭，五年一轮，循环往复；“香灯会”由24家“鬻贩金昌”的商人组 成，共置有“祭业”店房“二坎”，每年收租钱26千文，分为“元、亨、利、贞”四组轮番办祭。这申明，其时涵江并无同一的商人组织，因此才有分歧的会馆同 时并存。
在北洋军阀期间，莆田战事屡次，而涵江又地处交通要道，过往军 队甚多，涵江商会的次要职责是支应各类“兵差”，防止乱兵的掳掠与。这一特殊的汗青，强化了涵江商会的公共权势巨子，使之能够相当随便派征捐税。例 如，1922年开征的“维持捐”，就是涵江商会为“对付兵差及其他费用”而派征的捐税。1925年，莆田县曾以“设立维持捐并没有依法立案”为由，认 定其为“违法私抽的性质”，停征，并对积年出入账目实行“会算”。据本地《衡报》报道，该项收人除用于积年“军差”之外，还用于“遍地团开支”、 “”及“律贴各”等，“被告”对这些“军差之外”的开支暗示“碍难认可”，而商会代表则。此案迟延多年，其成果是以“不告状”结 案，现实上也就是认可了相关出入项目标性。
纵 观涵江商人组织的演变过程，大致能够分为三个阶段：清中叶前后的兴安会馆，次要是涵江商人的同业组织，但已逐步向社区组织演变；晚清至初期的涵江商 会，现实上是处所行政机构，或者说是自治性的社区核心；自1930年代以降，涵江商会的权柄遭到了严峻减弱，再度演变为各类同业组织的松散联盟。涵江 商人组织的这一演变过程，反映了清中叶以来社会变化的根基趋向，能够说是近代商人命运的实在写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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光绪二十八年（1902），涵江商人倡议组织“莆田县商 会”，由“黄”鼎和号的黄纪云出任会长。因为该商会设于涵江，持久由涵江商人独霸，本地人习惯上都称之为“涵江商会”，有别于后来在县城成立的“莆田 县商会”。涵江商会成立之初，听说其旨是“联络同业，开互市智，和协商民，查询拜访商情，倡导改良，兴革利弊”，这似乎并未超出同业组织的本能机能范畴。然而， 因为其时并无乡镇一级的下层，遂使涵江商会逐步演变为处所行政机构，“其次要使命是调整商务胶葛，同时代表商民对付”。仅如斯，涵江商会还通过派 征捐税、成立商团、开办学校、病院、邮局等公益事业，对社区糊口实行了全面的干涉。这一期间涵江商会的社会本能机能，从首任会长黄纪云的生平业绩中可见一斑。 其《墓志铭》记述：
从晚清至年间，“黄家 门”集团持久垄断涵江至宁波的兴化桂元商业。桂元俗称“龙眼干”，由龙眼青果烘制而成，是兴化府地域的出名特产。按照期间的统计材料，甫田、升天二县 的桂元年产量约有十六七万担，起码的年份也不低于八万担。这些桂元次要销往浙江、江苏等地，而涵江为次要输出港口，宁波、上海为次要输生齿岸。桂元的加工 及运销过程相当复杂，其运营者大致能够分为四类：一是“焙客”，即以自产或收购的龙眼青果烘制干果，囤积居奇；二是“走水客”，即特地收购千果，并运销外 地，三是“做字号”，即开设固定的桂元行，大量收购、加工及贮运桂元，再连续向外埠商号批发；四是零售商，即间接向消费者发卖桂元，此中有专营者，也有代 销商。“黄”企业次要是“做字号”的，但有时为了更无效地节制市场，也会兼营其他环节。在涵江“做字号”的桂元行中，“黄”的运营额约占三分之 二，因此持久执同业业之盟主，获利出格丰厚。关于“黄”企业的运营体例及市场劣势，鼎和行的黄祖焕先生有如下记述：
涵江商人的社会形成
撰文：郑振满
这种由党派的商会改组，缺乏需要的根本，因此也不成能有真正的权势巨子。听说，陈光第落第后，随之另立山头，在涵江商会 之外构成了“十一同业公会”联盟。另一后起之秀苏承祺，不久也倡议组织了“七同业公会”联盟，遂使涵江商会趋于，名不副实。1945年，因为原任会长 告退，涵江商会再度改选，由陈、苏二人竞选“理事长”之职，“但因同属县党部派，以内部协商的方式进行处理：理事长一职给‘十一同业’，县一职给 ‘七同业’。故陈光第得任涵江商会理事长，不断至解放为止”。由此可见，这一期间的涵江商会，曾经沦为党派斗争的东西，因此也不成能大有作为。
“黄”商人集团的 创业史，大致始自于咸丰至同治年间。听说，瑞裕号的开办人邦杰，原是宁波某商号的学徒，于承平之乱中发了一笔，遂自立门户，在宁波创立了瑞裕桂元 行。此后，又购买了一艘载重两千担的“瑞安号”木风帆，往返于宁波与涵江之间，特地处置两地土特产的转运商业。同治年间，黄邦杰把瑞裕号的运营重点从宁波 移至涵扛，其家人也随之从渭庄迁居涵江，从而开创了霞徐“黄”的汗青。光绪年间，邦杰与其弟邦彦接踵病逝，其子侄分为乾、坤二房，而涵江及宁波的商号 也随之一分为二，乾房仍以“瑞裕”为号，坤房则另立“鼎和”为号。大同与泉裕的创业史，也履历了雷同过程。大同的创始人孟誉，曾为邦杰“理商务于甬江”， 后得其赞助而自立门户，因此后人往往把大同视为瑞裕的分号。泉裕号的创始人孟育，为孟誉之弟，因兄弟分炊而从大同分出，另立泉裕字号。不外，自清末以降， “黄”虽历经分炊析产，却并未因而而导致家族企业的分化，至后期仍维持四大师族企业并立的根基款式。
20世纪20年代后期，涵江与莆田县城之间发生了抢夺“莆田县商会”的胶葛。听说，对于涵江 创立“莆田县商会”之举，莆田城内的绅商历来心怀不满，但因为涵江为全县贸易核心，而涵江商人又承担了大大都的商界派款，因此也就不敢争端。北伐军入 闽后，曾 要求各地商会从头登记，并更名为“商民协会”，莆田城内绅商遂乘隙倡议组织全县性的“商民协会筹备会”，但未能，只好更名为“城区商会”。1929 年，因有7个同业公会以上者始可成立县商会，城内绅商又抢先组织了11个同业公会，并向申请存案，因此间接与涵江商会发生冲突，致使彼此指 控。此案历经福建调整无效，至1930年始由南京裁决：“莆田县商会”设于县城，涵江可另设镇商会，但不附属于县商会。此后，涵江商会对绰号称 “福建省涵江商会”，而不署县名，以示其性。—般认为，此事与上述的“维持捐”事务，都是导源于涵江商人与城内绅商之间的之争，其布景相当复杂， 在此暂不赘述。
黄纪云的上述业绩，大多与社区性公共事务相关，因此 也能够视为涵江商会的“政绩”。听说，黄纪云还已经担任初年的涵江议事会议事长，但这一头衔并未载入其《墓志铭》，可见那只是没有现实意义的虚衔。换 句话说，涵江议事会可能形同虚设，只要涵江商会才是其时的社区机构。
当 时，莆在宁波开设的桂元行，大小不下二十多家。此中单我大师族，除开设“瑞裕”、“南昌”两家外，“大同”和“泉裕”两房亦开设有“东昌”和“大昌” 两家……每年“头水”兴化桂元开盘时，是由我家起首唱价的，每百斤都比其他商行高一些，群众亦乐于前来采办。譬如我家开盘价每百斤为十元，其他行只能九元 摆布。在旧社会，“招牌”真是值令媛的。
莆 田县涵江镇位于兴化湾畔，是明当前兴起的口岸市镇，清代与泉州的安海、漳州的石码齐名，期间有“小上海”之称，一度成为福建沿海的次要对外互市港口。 按照莆田县工商联蔡麟先生的考述，新中国成立前涵江共有大小商号约七百家，运营的行业多达58种。不外，这些商号大多只是小本运营，其时最富有的涵江商人 次要出自处置海运商业的少数行业。《蒲田县志》记录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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